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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到两个例子：第一个是美国席海军上将迈克尔·G·马伦 2007 年 12 月在国会作证时说：“在阿富汗，我们尽我们所能。在伊拉克，我们做我们必须做的事”，这意味着阿富汗问题从定义上讲是次要的，只有在闲置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资源和关注。马伦上将之所以发表上述言论，是因为这种综合症的第二个更大例证：2003 年入侵伊拉克，美国及其盟友在未完成第一战线的情况下开辟了第二战线，而且没有足够的资源有效地进行两个战役。西方领导人犯下这一战略错误，主要是因为过于自信和倾向于低估敌人：他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，塔利班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，尽管 2001 年塔利班四散而逃，但并未被击败。

这些领导人应该牢记奥拉夫·卡罗爵士的话。卡罗爵士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的著名专家，也是普什 外汇数据 图族民族志学家，也是阿富汗独立前边境省份的最后一位行政长官。卡罗爵士在 1958 年写道：“与其他战争不同，阿富汗战争只有在结束后才会变得严重；至少在英国统治时期，阿富汗战争很容易引发部落骚乱……边境部落之间不断发生阴谋。”进入阿富汗并占领其城市相对容易；但控制该国并保护其人民则困难得多：正如苏联人（在华盛顿的“帮助”和某种程度的越战后幸灾乐祸的帮助下）付出代价后发现的那样，他们之前的英国人、锡克教徒、莫卧儿人、波斯人、蒙古人和马其顿人也都曾遭遇过同样的情况。 2001 年在阿富汗，就像 2003 年在伊拉克一样，入侵的西方列强把进入与胜利混为一谈，俄罗斯总参谋部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这一点。塔利班运动从 2002 年初的低谷中惊人地复苏，强调了这一点：叛乱分子的成功似乎既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才能，也是因为我们的疏忽和资源不足。